米乐《早春二月》（1963），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谢铁骊，导演：谢铁骊，美术：池宁、晓滨

　　1962年，北影厂导演谢铁骊将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成电影剧本，其间征求各方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影的文学本和分镜头剧本他都看过并提出了具体意见，尤其是第一稿的分镜头剧本。谢铁骊后来说一共474个镜头，夏衍精心批改的有143个。他概括夏衍的意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人物风貌突出时代气氛；力求含蓄；强调细节的真实。很明显，对于时代背景和生活细节真实性的追求是这一时期电影的共同标准。1963年电影制作完成，之后遇到了一些波折，1964年8月，《早春二月》作为“修正主义”电影在全国放映，接受批判。不过观众的反应却非常热烈，9月在上海放映期间还引发了抢购电影票的热潮，场面一度失控。电影被当作典型受到猛烈批判，但也因此完整保留了下来。1980年代以后，《早春二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被视为“十七年电影”的代表作品。

　　《早春二月》拍得如诗如画早有定评，除了主要的故事脉络以外，电影中江南冬日和雨中的风致，水乡小镇、拱桥、梅林的自然环境变换，以及陶校长家虽然陈旧但看得出根底的小院……这些极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场景也是成就《早春二月》的重要因素。电影的美术是著名美工师池宁，以往谈及池宁的贡献大多着重于这些场景的准确性和极好的视觉效果，其实电影里的服装和人物造型也非常精彩，这些同样出自池宁之手，近乎完美地把握了1920年代中后期的服饰特点（小说和电影的背景都设定为1926年前后）。

　　倒大袖宽身长袍，有时在外面套一件竖条花纹的长马甲，这差不多就是1926年最入时的女装的再现，从上海发源，影响波及江南以及京津一带。电影故事发生在江南小镇，陶家是当地的读书人家，陶岚又是备受母亲和哥哥宠爱的独女，接受新式教育，是性格鲜明的进步女性，这样的衣着既配合人物个性，也契合历史背景，显然是美术师经过了周详考虑的设计。

　　左一和左二出自《良友》，1926年5月出版，是一组当年的时装照。两张照片中人都穿着倒大袖的长袍，左一外罩长马甲，题为：“长马甲为现今上海最时髦之衣装”，左二题为：“旗袍全衣绣以龙梅，贵而艳”米乐。中间的图片出自杭穉英1920年代为大东烟草公司画的广告月份牌，图中美女同样穿着倒大袖旗袍，外套长马甲。右二是1927年报纸上的时装画《长马甲》，袖口的特点同样也很明显。右一是盛宣怀孙女盛佩玉1925年春天从上海去杭州游玩时拍的照片，当时她19岁，还没有跟邵洵美结婚，自述穿着“最时髦的姑娘服装”，这是其中之一，也是旗袍外罩着长马甲。

　　倒大袖的宽身长袍在当时颇为流行，是民国旗袍较早的形制，而长马甲1926年前后在上海风行一时，甚至很快就影响到了京津一带。当时有人探究过这种服制的由来，说法之一是上海一位追求时尚手头又拮据的，用一件丈夫过时的窄长衫改制而成，因为效果别致引起众人纷纷效仿。不过更为人接受的说法则是这样的：歌舞明星黎明晖1925年5月定做了一件长背心和薄纱旗袍，发现套着穿的话“又好看，又大方”，她发明了这种穿衣法，很快成为风尚。这种说法后来流传较广。不过从上文引用的盛佩玉的照片来看，似乎1925年春天已经开始有这种穿法了，那么长马甲未必一定出自黎明晖，不过她肯定是最早那些穿长马甲搭配倒大袖旗袍的时尚女子之一。

　　电影的后半段陶岚去学校教书以后就几乎不再穿旗袍和长马甲，基本是短衣长裙，这同样也是1920年代最常见的女装：

　　上图中右边的三张都是电影中陶岚教书时的服装：黑色长裙、黑鞋、白色长袜，搭配不同颜色和花纹的倒大袖斜襟短上衣。左一是陶岚回忆中几年前求学时的装束。这种衣裳的流行不妨用1920年代的图像资料来印证一下：

　　图5左一是杭穉英为大东烟草公司绘制的广告图，中间是谢之光绘制的哈尔滨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的广告月份牌，时间均为1920年代。图中女子穿着绣花倒大袖短上衣和同色长裙米乐，浅色皮鞋；或者浅色花纹倒大袖短上衣和黑色长裙，黑长袜黑皮鞋。右一是盛佩玉1925年春天在杭州旅行时的照片，是时髦的薄绸绣花短上衣和长裙，黑袜黑鞋。图6是拍摄于1926年的国产电影《一串珍珠》中的一个场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处于草创时期，服装并不讲究，大多都用的是当令的时装，图片中几位同样穿着短衣长裙或者宽身旗袍，清一色的倒大袖。这些历史上真实的时装和《早春二月》相比更为华丽，衣裙上有更多修饰，绣花、流苏和花边都相当常见，显然电影设计服装造型的时候在充分把握了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做了简化，也更适合小镇背景以及人物年轻富有朝气的性格米乐。

　　有一点需要指出，这种短衣长裙的时式装束并不仅仅流行于上海和周边地区，北方也同样如此。简单举个例子，鲁迅写于1925年的《伤逝》，提到女主角时也说她穿着“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另外，当时裙长依旧及踝，只有女学生风格的黑裙子才会短一些，这些微妙的细节在电影中都被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除了衣裳以外，池宁还为陶岚设计了三种颜色的围巾，件数不多米乐，通过搭配生出了各种变化。著名美术师韩尚义曾经提到过电影中的这几条长围巾，认为绛红、素白和黑白相间的围巾（按：其实是黑白条纹之外还有蓝色晕染）“既有变化又统一在这个典型人物身上”。导演谢铁骊回忆池宁时说，他设计人物服装，会把每个造型图都画出来，什么场景穿什么衣服，衣服是什么颜色，都会有很具体的考虑。谢铁骊特别还提到那条红色大披肩，说设计出来后，尺寸比较大，负责服装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最后只好找人专门用手工勾了一件。他感叹女主角一披上这件披肩，时代感和人物性格气质立刻出来了，简直是画龙点睛。

　　他们记得的都是围巾（披肩），当然都很对，其实谢铁骊盛赞的深红色绒线大披肩，同样也是有来历的，那是从1920年代初就开始流行的风尚，女学生们人手一件的阔大的红围巾，鲁迅1923年底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的演讲《娜拉走后怎么样》中提到的：

　　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张爱玲在1940年代还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这种围巾“深红色居多，下垂排穂”。1925年时上海刊物上有人撰文说这种用绒线织成的围巾最近以大红为时髦，越来越长大了，“阔必三尺许，长则六七尺”，两端垂有五六寸排须，天冷的时候，女子无论老幼都将红围巾披在肩背上御寒。这种又长又宽、可以当作披肩使用的红围巾是具有鲜明的1920年代风格的饰物。甚至连电影中那种白色绒线/丝绸围巾也同样是当时的时尚，不过不像红色那样宽，依然保持窄长的形制。

　　电影中女主角的造型和服装原作都是没有的，完全出自池宁的设计，不过柔石在小说中写到了男主角的衣裳：“厚哔叽的藏青学生装”，韩尚义说池宁改成了长袍西裤，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和教员的典型穿着，也能丰富演员的动作和表演。这一点韩尚义大概是记错了。民国时期的学生装不是学生的校服，男教员服装本来就被称为“学生装”，冬春时穿藏青，夏秋季节裤子换成白色。柔石写的是他生活的当下，自然是对的，电影中池宁也并没有完全改掉，萧涧秋大多时候依然穿着深色的学生装，只是增加了一些变化，他带着学生打球时穿着衬衫长裤和运动鞋，陶岚回忆中他更年轻的时候穿着白色学生装，他是学堂里唯一穿着西化的老师，长袍更像是尽力跟同事靠拢，为适应芙蓉镇的环境而做出的努力。结合历史背景来看，男主角的学生装在1920年代同样也是非常时尚的，而且男子长袍内不穿传统中式扎脚裤布鞋而改成西裤皮鞋的方式在1926年前后也颇有一点创新的意味，还远远不像后来那么普遍。

　　顺便说一句，《早春二月》中关于围巾的设计难免令人想起1948年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中也有精彩的围巾造型，这一部的美术师的名字中也有池宁。由于人物设定，电影中女主角是破落家庭的主妇，生活了无意趣，衣饰暗淡，而且是黑白片，不过电影的高潮部分她换上了绣着梅兰竹菊传统图案的锦缎旗袍，几条不同的围巾在她手里表现出种种变化，两相对照，很可能也出自池宁之手。

　　柔石的原作中，写陶岚“黑发长到耳根”，是已经剪发的年轻女子。学界大多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女子剪发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是对的，但忽视了实际的社会反应要滞后得多，即使以比较能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为例，直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剪发女子也并不多见，已经剪发的大多是非常年轻的女学生。当时的教育部曾一度禁止女生剪发，对剪发学生投考学校有限制，因此即使学生能接受新的发式，也会因为考虑到现实的升学需求而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到了1925年，情形开始有了变化。1926年初，有女校学生投书《申报》，详细叙述了前一年春假之后大家剪发的经过。在1925年之前，全校只有一名女生剪发，原因是她的未婚夫思想新潮，在他的全力鼓动下这名女生剪掉了长发。1925年春假以后，又出现了两名剪发的同学，这次是因为她们将剪发与否视作自己的自由，“我要剪便剪”。有了榜样在前，原本就跃跃欲试的其他同学很快就做了决定，在周末回家征得父母的同意之后，五个女生约好一齐剪发，还特意在剪之前和之后都去照相馆拍了照片以作纪念。接着亲友和邻居中也不断有人跟进，作者有个同学的母亲比较守旧，女儿便约了十几位剪发的同学到家里吃饭，席间劝得母亲松了口，立刻拿起剪刀剪掉了发辫。也在这一年，著名的歌舞剧和电影明星黎明晖率先以Bob cut的短发形象示人，成为上海最早剪发的女明星。

　　之所以当时会出现女子剪发的风气，一方面是1920年以来，报纸上不断刊登讨论女子剪发益处的文章，比如有利卫生、节省时间、节省发饰头油的花费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渐渐得到社会认同，理论上做足了准备（关于日后烫发的麻烦和花费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另一方面，欧美女子剪发也成为潮流，西风东渐，首先就在上海产生了回应。所以1920年代中期以后的女子剪发，不仅仅是革命和进步的表现，同样也能清楚地看到西方时尚的影响。在此后的四五年间，女子剪发的风气流转全国，1930年代初，女性发式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于20年代的风貌了。

　　但是1925-1926年间，这种风气的影响力也不宜高估。以上海的明星为例，1925年只有黎明晖剪了短发，1926年初，剪发的明星有杨耐梅殷明珠等四五位，到年底，差不多有近10位女星都拍过了短发照。这个速度也不能算很快。同样的，1926年夏天中西女塾毕业生的合照中，剪发学生的比例也很低。因此当时剪到齐耳根的短发，还是相当前卫的，并不是年轻女子的常态，真正流行的发型，除了传统的辫子与发髻外，还有一种非常有时代特色的样式，双鬓梳成圆形，差不多盖住了耳朵。

　　图10从左起分别是1925年电影《空谷兰》中的杨耐梅、1926年初自印贺年卡上的王汉伦、画家梁雪清1926年自画像，最右则是黄逸梵，发型也是20年代特有的。除了照片，同样的发型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月份牌中，很明显是当年非常流行的发式。

　　电影中的陶岚有整齐的前刘海，但出现了两种发式，要么梳着一根长辫子（图1），要么就梳成双圆髻（图7），和历史照片中的发式有明显差异，但能看出来也是从本来的发式改造过来的，电影中学校里年长一点的女学生也有梳类似这种圆髻的。

　　柔石原作中陶岚的剪发在谢铁骊的文学本中没有提及，电影中的形象自然也是出自把每个人物造型都画出来的池宁之手。原作中男女主角都是1920年代的进步青年，萧涧秋穿“厚哔叽的藏青学生装”和黑色长筒皮鞋，陶岚短发齐耳，电影的表现背离了原作，反而更加贴合时代背景和环境。1926年初的江南小镇，女主角穿着最时新的衣裳，梳着当时年轻女子中最流行的发式。这些细节和一般电影中表现民国初期的方式很不一样，显然是有池宁和导演对于时代的深刻理解在其中的。《早春二月》之所以动人，原因肯定不止一端米乐，不过编导美术坚持的写实风格使得电影在讲述这个1926年的故事时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生活的质感”，细节上的写实和无微不至的讲究肯定也是造就电影的重要因素。

　　从民国服饰的角度看，最厉害的还是池宁设计的两组女装，前一组的旗袍马甲，和后一组的短衣长裙，抓住了1920年代中后期女装的精髓，衣服完美表现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和电影中的场景融为一体，确实是大师风范。